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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的科学精神———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阐释

时间:2018-11-08 编辑整理:刘林 来源:早发表网

[摘要]作为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对马克思的辩证法具有独特的理解。他们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全面否定,马克思对黑格尔更在于批判而非继承。并且将黑格尔的辩证法界定为“形而上学辩证法”或“物质辩证法”,与此相反的是马克思的“科学的辩证法”,它的核心是具体———抽象———具体,通过这种方法,所有的学问都可以还原为科学,从而实现所有学问门类的真正统一。

[关键词]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辩证法;科学的辩证法

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柯尔施、布洛赫开始一直到存在主义马克思义和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着重挖掘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人道主义因素,以人本主义的视角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但是,意大利学者德拉-沃尔佩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完全不同于这些人道主义立场,在他看来,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这种不同并不在于前人所理解的,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或实践化,德拉-沃尔佩认为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形而上学的辩证法”,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科学的辩证法”。他从科学主义出发,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进行了新的阐释,形成了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一、伽利略的科学实验方法对马克思的启示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学者不同,德拉-沃尔佩非常重视自然科学方法,他对17世纪经验论哲学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尤其重视休谟哲学的经验方法。他在《逻辑是一门实证科学》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逻辑,这种逻辑不同于柏拉图式的逻辑和数理逻辑,而是对亚里士多德、伽利略、休谟的继承。在《卢梭和马克思》一书中,他重申了这一观点,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追溯到伽利略的科学实验方法。他认为,马克思直接继承了伽利略的科学精神。在他看来,伽利略的科学实验方法与当时经院自然科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反对任何先验的常识,认为一切常识必须通过严格的科学实验而获得,这就对马克思的现实性维度有所启发,“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先验地划分经验物种的分类法进行了批判,而伽利略亦批判了他那个时代学院物理学家们的‘先验论观点’”。伽利略对他那个时代的经院科学家们的种种先验的论据的批判正是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主义的传统。反对先验常识,意味着他重视感性经验常识,特别是通过科学实验而获得的常识,“任何真正的常识都是科学,因而并不是纯粹的常识或沉思。它意味着只存在一门科学,因为只存在一种方法,一种逻辑。人们懂得了理化实验科学的唯物主义逻辑使科学摆脱了在某种程度上数学化了的柏拉图主义”。德拉-沃尔佩进一步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本质上是一种认识论,它们的基础都是逻辑经验。因此,以科学逻辑作为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纯理论或神秘哲学,而是以逻辑经验为基础的真正的科学。这就使它不同于黑格尔哲学以及所有的思辨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具感性和现实性。

德拉-沃尔佩强调,从伽利略一直到当代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都或多或少地拒斥了柏拉图的先验主义。他们将科学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通过提出假说,进行实验来验证科学的有效性,“假设———演绎”的科学实验方法是现代科学的根本逻辑和方法。马克思正是在他的哲学中运用和发展了伽利略的“假设———演绎”的逻辑与方法,“马克思首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尝试使用了这种辩证的实验的(伽利略式的)方法,之后,又运用于《资本论》中(历史-辩证的)研究。《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具有严格的方法论意义的‘导言’对于《资本论》本身的结构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假若没有这部所谓未成熟著作所提供的认识论的钥匙,那么这个‘导言’也将是晦涩不明的”。德拉-沃尔佩认为,马克思对历史和社会的研究并不是思辨的或纯理论的,而是通过观察获得的经验事实,在他看来,在一个历史特定的范围内,各种表面上孤立的物质现象实际上是互相规定、互相联系的,这个庞大的社会整体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形成的。更进一步说,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进行分析时,一方面继承了伽利略的科学实验方法,另一方面又将其与自己的辩证历史观相结合,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学辩证思想:“正是在历史-科学或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科学这个特定的意义上,大家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发现了马克思第一次概括阐述的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的认识论-科学的基础。这完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特有的道德的伽利略主义:也就是说,传统的‘道德科学’实际上而且无一例外地是最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可以被看作一种科学的逻辑,按照他的观察,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本主义经济(私有制生产)为基础构成的一个资本主义学问世界,而这个世界的运行模式是否定和扬弃,即通过否定和逐步扬弃自身来取消和超越那个决定一切的生产机构。在马克思思想的指引下,后来的经验社会学家们按照普遍接受的经验研究方法的法则搜集材料,使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灭亡的预示具体化,同时为正在酝酿的阶级斗争提供思想基础。正是在马克思思想的铺垫下,历史不再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录,而成为一门经验科学。

德拉-沃尔佩的学生卢奇奥·科莱蒂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将其进行了深化。科莱蒂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具有革命含义,它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相互渗透。“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生产机构运转方式的分析性的改造。”科莱蒂是这样阐述的:表面上看是客观的物质使科学成为可能,但常识是主观的思想过程所产生的,思想的过程把知觉到的物质纳入范畴或体系。人作为社会活动者,既是客观世界的实存,同时也是认识的主体,有效的科学假设实际上是概括主体的感官和行为所经验到的客观世界。因而,常识是物质世界在思想中表现出来并具有现实性的,换句话说,常识是思想与客观事物的统一。通过这种方式,大家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表现为革命性,是科学与行动的统一。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描述了历史的客观现象以及由经验证实的发展趋向,但这一假设只有作为无产阶级进行解放自身的革命的背景和理论引导时才有意义。在马克思那里,历史不是一个机械的、自动更迭的模型,而是与行动者的自觉活动紧密联系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假设就是以无产阶级的经验和行动证明了的科学真理,表现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现状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迫切愿望,因而这些理论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号召和引导。

科莱蒂认为,《资本论》正是一种科学理论。马克思发现了现实经验存在的客观的因果关系以及支配社会发展的诸规律,并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但这些关系和规律不过是一些由经验证实并普遍有效的事实判断。在《资本论》中,这些经验和判断形成了客观而公正的常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主体是客体的一部分,是客体内部的一个环节,因此,物质生产作为客观实在的矛盾统一,同时也是创造性主体发生的总体,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生产既包括对经验有效的生产规律和经济规律,也包括按这些规律活动的生产者,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体现为经济关系的阶级中,阶级就是生产行为产生的客观后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体现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行动者,当经济规律表现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时,演绎假设所得到的判断就会通过生产者的行动得到证实,即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意识的改变从而推动经济和历史的发展。“当工人阶级超出经济自发主义,发挥出作为不仅解放工人而且解放整个社会的革命的主角的意识时,就成为一个阶级。通过这种意识,工人阶级形成政治组织并在它与其它阶级联盟中发挥领导作用。”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历史的前进、社会的发展不是决定论的,而是主观的意识与科学真理的和谐一致,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革命的阶级,它在生产结构中的地位决定了它所具有反映科学真理的政治意识。科学家的社会作用,就是积极投身于经验事实和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从而认识客观真理。

二、对黑格尔形尔上学辩证法的批判

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的理解,德拉-沃尔佩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他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并没有继承的成分,而只是一种批判的态度。黑格尔辩证法的主要特征是先验性和思辨性,德拉-沃尔佩称之为“形而上学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将历史神秘主义化,用集客体与主体于一身的绝对精神来阐述历史的发展变化。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已深刻地批判了黑格尔这种神秘主义辩证法,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辩证法观,德拉-沃尔佩称之为“科学的辩证法”,并且他认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在德拉-沃尔佩看来,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首先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批判了黑格尔先验论和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的神秘性,这其实也正是黑格尔哲学的致命缺陷所在。德拉-沃尔佩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昭示了一种新的哲学方法,就是如德拉-沃尔佩所说的,二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黑格尔的是“形而上学的辩证法”,而马克思的却是“科学的辩证法”。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1847)一书中特别地诉诸这种辩证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中特别考察了与这些相关的经济问题之后,将这种辩证法运用于《资本论》之中。也就是说,科学的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辩证法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辩证法,科学辩证法建立在分析的基础上,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之后得出的科学结论。马克思在后期的著作中进一步加强了这种科学辩证法观,并在理论上加以应用。

德拉-沃尔佩论述说,马克思在许多著作中都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性,如马克思在分析黑格尔对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者论述时就指出,黑格尔把现实和理念的关系弄颠倒了,他对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现实性视而不见,反倒将其看作国家概念的一个有限的领域。黑格尔把国家看作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基础,实际上是否定了经验的直接性和现实性,而把本来精神性理念作为现实性的基础。接着马克思指出了黑格尔这种思想的逻辑矛盾:“理念【谓词】变成了独立的【名词化了的或实体化了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理念】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德拉-沃尔佩认为,马克思的这一段论述非常清楚地揭示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辩证法的特点和弊端。黑格尔辩证法的逻辑是颠倒的,他把理念设定为一种先验的存在,并把这种存在作为客观的实体和能动的主体的统一,一切现实、经验都不过是理念的外化和理念自身发展的环节而已。这样,现实自身的现实性消亡了,现实成为逻辑范畴的从属。通过阐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德拉-沃尔佩指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主要缺陷。

1. 认识的贫乏

黑格尔把理念实体化并将其作为宇宙发展的客观力量,人的经验和历史的现实的都是其理念的产物,丰富的感性现实世界和经验世界就成为了抽象的理念的一个环节,它的丰富内容被消解于理念的神秘活动中,德拉-沃尔佩说:“这种普通经验仍然是它现实的样子,它们本身并没有被认为是合乎理性的、真实的和必然的,因而是没有经过分析的,而只是从外面先验地获得理念(或它的象征)的一种(类的)抽象属性的价值。理念无限地超越了普通经验,因而对于真正地阐明它或传达它毫无用处。简言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它仍然是‘恶劣地经验的’,仍然是一个本质的同义反复,是事实本身———被考察经验事实的同义反复。由此便产生了认识的贫乏,这是对先验地和以讽喻的方式说明对普通经验的一个惩罚和报应。”也就是说,经验和现实成为理念的同义反复,使本来来自普通经验的认识成为只是对抽象的理念的认识,这必然导致认识的贫乏。

2. 认识的非批判性

德拉-沃尔佩认为,马克思评判黑格尔在探讨国家问题时,体现出了其理想与现实关系的问题,在对第301节进行批判时,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具有重大意义,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最早受到责难和批判的地方就在于,黑格尔用“现存的东西”来冒充国家的本质,而并不是其如实地描绘了他那个时代的国家的本质。于是,德拉-沃尔佩说:“马克思是要告诉人们,黑格尔这样做使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的国家变成了类的【一般的】国家,使之成为最普遍的本质,然而也因此使自己处在一个再也不可能在这种国家的结构和(历史的)起源中看到任何特定或具体的内容。”这里,德拉-沃尔佩指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非批判性,当黑格尔将“现实的国家当作理想的国家,把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当作国家的本质属性”时,他就不可能发现国家的真正历史和意义,也就丧失了对现实国家的批判维度。

紧接着,德拉-沃尔佩指出了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区别,那就是马克思所坚持的“科学”的态度是对黑格尔“形而上学”态度的超越,可以说,马克思将他自己的哲学-历史的方法同黑格尔的哲学-思辨的或者辩证-先验的、从根本上说有缺陷的方法作了积极的比较。德拉-沃尔佩认为,马克思在对第305节的评论是科学的、正确的,对现代国家制度的批判,要坚持“真正的哲学的批判”态度,不仅要揭露现代国家制度的矛盾,更要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和历史的必然性,掌握“历史”的逻辑和“科学”的态度。也是说,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先验性和思辨性不同,它是通过对现实生活中具体事件的分析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具有历史性和科学性。德拉-沃尔佩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中肯的,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是先验的,其逻辑内容是颠倒的,但是它里面确实包含了现实中的普通经验内容,而马克思要做的,是把这些普通经验内容进行科学的改造,从而使现实获得其应有的地位。

德拉-沃尔佩这一思想被科莱蒂进一步发展,科莱蒂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是“物质辩证法”,所谓物质辩证法就是思维的辩证性被反映到物质和自然中,“实在的对象不再存在,理念、思想和观念成为真正的实在”。黑格尔通过对有限个体的清除,把整个物质世界都消除掉了,于是,吞噬了有限物的思想和观念倒过来成了真正实在的东西,“为了把握存在,人们必须把握思想、观念;物是不存在的,存在的仅仅是理性”。按照黑格尔的观点,物质世界都是有限的,因为物质存在的特点是它有运动、变化和终结,这种存在物实质是非存在,真正的存在物是精神,是理念。这样,黑格尔就消除了有限个体的存在,同时也取消了物质的存在,唯一存在的就是理念和思想了。科莱蒂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与黑格尔《逻辑学》中所体现的辩证法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在《反杜林论》等著作中,恩格斯一方面对17、18世纪的经验自然科学持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又使整个自然界按照物质世界本身的辩证法规律处在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之中。列宁也同样如此,他认为,黑格尔的根本错误在于对物质和客观的无视,他要恢复被黑格尔在辩证思维中否定掉了的物质,实际上仍坚持了黑格尔的逻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在这一点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的“物化”理论虽然十分具有创造性,但是他是在否定唯物主义、否定科学的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的,因而他的思想仍然是黑格尔物质辩证法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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